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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士绅们在山东地区的活动经费明显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有人曾建议他们将自江南募集到的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他们拒绝。他们虽然也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在他眼里，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而，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用来救济儿童。正因为如此考量，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类似的理念，山东士绅们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曾反复阐释过。在前去访问上海士绅们的时候，山东来的士伸们力陈教堂收容乾国儿童的危害，恰好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说了一句话，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随即招来了山东士伸激烈的驳斥：“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土矣。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国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土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

山东士伸对外国人士的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时中土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这一点从他们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朝廷高层。90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玑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朝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灾民们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同样强烈。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光旭三年（9077年），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则“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的灾民态度最为决绝，不但不肯接受赈济，还极力宣传西方传教士的“心怀叵测”。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