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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伯函在评价承威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以为宽”，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使用重典严惩，打击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很可能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国家稳定（放到后世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所谓系统性是指只有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中，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更加严重、更加猖厥、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

郭筠仙当时并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想要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但纵然他“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显凤十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筠仙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筠仙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绍泉之邀，于彤郅元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伯函、李绍泉的全力支持，郭筠仙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彤郅二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官帽。不到两年而升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