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国，同时也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而这种改变，并不是对每一个大明百姓都是有利的——至少不一定符合他们的短期利益。

因为来自大中华诸国和大明新领土（指汉地18省外的领土）的廉价农产品，正在不断冲击着大明汉地的小农经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二十二年，来自北美和澳洲的廉价农产品如潮水一般涌来，而大中华贸易自由化原则之下，大明朝廷又无法以关税相抗衡。

结果就是汉地小农一轮又一轮的破产潮——破产之后的农民，要么进入都市成为住在排屋区的贫民，要么远走海外成为大中华诸国的公民。而这些移居海外的原汉地农民用不了几年就会将他们分配到的土地开垦成良田。然后就是又一轮低价农产品的浪潮扑向大明……这几乎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光是东华、南华、北华、西华四国的可耕地面积（不包括草场）高达250多万平方公里，折合成华亩有40多亿亩。几乎是汉地18省总耕地面积的3倍——这个时空汉地18省的耕地面积没有历史同期多，始终在12亿亩上下，大批的坡地和梯田因为耕种成本过高而被放弃。

每一个移民都能在上述地区免费得到100亩土地！所以四华的家庭农场都是4、500亩连成一片的大农场，普遍使用马耕和农牧结合的轮作法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成本之低，经营效率之高，是汉地的小农业根本无法想象的！

短短的二十多年间，汉地18省的农村就经历了5次大规模的破产浪潮！大部分的中农、贫农之家都在这一轮轮的破产潮中倾家荡产，甚至还有不少“百亩农场”的农场主都经受不住四华的“500亩农场”所生产的廉价农产品的冲击而破产，带着累累债务离开了农村。

汉地农村的人口，也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约28亿急剧减少到了14亿左右！而在离开农村的超过22亿（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人口中，移居他国和新土地者大约有12亿人，余下的近1亿人全都涌入了城镇，也让大明汉地的城镇化（大明帝国的城镇人口的标准是居住在城市或人口超过1000的城镇，不直接从事农林渔牧业生产的人口）率从战前的约32一举突破了60以上！

这种超高速度的城镇化，也给大明汉地的各大城市带去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的同时，也让贫困在一段时间内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根据大明内阁内政部的统计，截止1899年6月，光是大明汉地18省的不到200座大中型城市当中，就居住着近18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