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子了——毕竟临安的生活费是非常高昂的，万物皆贵，如果还要交游士林拉一下关系的话，没有几十贯上百贯铜是应付不了的。

而这个时代的举人老爷，却大多清贫寒酸，远远比不上明朝、清朝的举人显贵。

因为，明清两朝的“功名”是从秀才开始的，只要中了秀才就高人一等，可以免除税赋徭役。至于举人老爷更是了不得的存在，可以交游士林，勾结胥吏，把持乡里，俨然一方土豪！

而在宋朝，秀才只是下面的人随便叫叫，并没有朝廷授予的功名，更无任何优待。举人则是一个参加会试的资格，而且是一次性的，考完拉倒，考中了就东华门外唱名，从此就是大宋的民之父母了，考不中就是措大一个……要是累试不第，那就是个人见人嫌的穷措大。如果不是豪门世家出身，几次赴临安会试不中，往往是耗尽家产，一贫如洗。

而所谓的士子风流，在宋朝只是属于极少数豪门士子的，像陈德兴的亲爹还有亲大哥这种级别的士子都不咋地风流。而绝大多数寒门出身的读书人，譬如在临安御街上摆摊的这些人，一日三餐，衣食住行都没有着落，是根本风流不起来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大宋的士子大多不风流，才使得宋朝经济可以比明清两代更加繁荣！宋朝的百万士子没有功名可倚，没有特权可享，因而无法变成一个不事生产的阶级——在宋朝，只有官户才有一定的免税和免役特权，而官户数量毕竟有限，整个大宋的文武官员加一块儿不过几万人。在将近一万万的人口中占比不过千分之几，算是官眷，顶天就是几十万而已。

所以绝大部分士子，根本没有条件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他们必须参与生产和经营，必须承担赋税和徭役。而宋朝的工商业无比繁荣，其实和大批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士子在科场失意后参与到生产经营中不无关系——他们没有条件成为寄生阶级，只能将自己的智慧和财力用到生产经营上去！

在临安棚桥一家名为世彩堂的书店外摆了个水镜摊儿的屈华杰就是这样一位失意士子。他已经过了而立，少年时那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梦早就被残酷的现实给粉碎了。在两次赴临安大比名落孙山后，家财散尽的屈华杰不得不面对现实。在朋友的介绍下，拜了一个打磨水镜的手艺人为师，在临安棚桥摆摊干起了制作眼镜的买卖，后来还把师傅的女儿娶回家，还接过了摊子。因为手艺出众，价钱又公道，而且参加过两次会试的他又能和顾客（大多是文官）聊上几句，有了这些官老爷的看顾，临安的